【专题】王绍光：中国特色也是一种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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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4年生于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康乃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2000年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的建设和改革。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ChinaReview》主编。
原文编者按：
2013年8月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制度书系出版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的多位著名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纵论中国制度书系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王绍光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鹏合著的《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一书是中国制度书系中的一本，此前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刊发本书部分章节。
研讨会上，王绍光教授作了发言，指出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的一种。王绍光表示，过去无论中外，研究中国政治时，都过多采用西方概念，《中国式共识型决策》一书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过程。他认为，在中国体制有问题时就要讲，但同时中国体制好的地方也得讲透。有优势不去利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自废武功的局面出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特色是普世价值的一种
王绍光：非常感谢人民大学出版社。我有三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就是中国特色就是普世价值，这句话怎么讲呢？我年轻的时候，相信某一种东西就是普世价值，而不是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是普世价值。
我小时候的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就是武汉的热干面。我小时候在武汉长大，当时我的想象就是热干面全世界都在吃。结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到北京来串联，做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后，就想吃热干面，到了北京满地找就是找不着。那个时候西单的一个面馆里，问来问去，北京的炸酱面、山东的打卤面……什么面都有，就是没有热干面，这给我一个巨大的打击，就是热干面不是普世价值。现在在北京也有热干面了，有些是方便包装的。
现在国内很多人说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就是方便面包装的西方的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看成了普世价值。因为不能总去武汉，有时我也买这样的热干面，这样的方便包装的普世价值有时我也用，不是不用。正好前两天，和一个朋友聊到武汉热干面，他说你给我钱，我都不吃，太难吃啦，太干了咽不下去，我这个普世价值，人家还不认。
所以什么叫普世价值？你可以把它提升到“大家都吃面”这个层面，这是普世价值，但是吃什么面，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再上升，所有人都要吃东西，这是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要治理国家，美国要治理国家，其他国家都要治理国家，这是普世的，但是怎么去做，可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
英文中有一个词叫monoculture，就是一个地方都种一样的东西。现在这种种植方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批评，它违反了自然规律，造成了极大的环境和生物灾难。在政治社会里，也不能有monoculture，中国在政治上的做法也是普世价值中的一种，这个千万不能忽略。
研究中国要从中国视角开始
第二点就是要从中国的视角研究中国。在现在的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讲到中国的政治决策，都会用到美国人的一个所谓的模式，叫碎片化权威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这是由两位美国教授，李侃如（Kenneth G. Leiberthal）和奥森伯格（Michel Oskenberg）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他们当时用中国水电部的决策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决策方式。
西方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不知道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中国的很多学者更不知道。通过梳理这个词的来龙去脉，我们发现西方人的那个角度可能是有问题的，他哪怕是好意，恐怕还是有问题的。
首先看威权主义，或者权威主义，以前西方描述中国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他们之所以改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分析了水电部的决策过程，发现很难说这是极权主义，不是说某一个领导拍板儿就能给压下去，所以就叫威权主义，这是西方看东方往前进了一步。
再看碎片化，什么意思呢？他们看到水电部在决策过程中，要和很多部门打架、磨合，他们就用了碎片化。他们这个词实际上源自于美国，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实际上就是碎片化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词的起源，一些国内学者就以为这个词是中国决策的特色。
近些年，西方将西方政治中的碎片化现象理论化了，在决策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否决点（veto points），否决点意味着在一个点上只要有一个人否决，就过不了。美国的决策都要通过国会，国会里要通过委员会，委员会里要通过小组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否决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死掉了，美国在决策过程中的否决点太多，而有些国家就可以少一点。
回过头来看，我和樊鹏在这本书中研究医改过程时，就试图用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决策过程。这本书里有一个暗含的对话对象，就是西方的分析框架。我并是说它是不对，我们觉得它是不够的。
比如像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开门”与“磨合”，这是中国人的概念。开门这个词我们经常用，我们年轻上学时，叫开门办学，开门就是把门打开，这个词是可以和西方对上话的。西方有个词叫参与，我们把西方的政治参与变成了开门的一部分，政治参与，就是说我在决策的时候，你可以闯进来。但中国的开门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请进来，一个是走出去。用开门就要比用参与的幅度要大，更灵活。
参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哪个社会集团的参与能力比较强，它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比较大。但在各国真正能够闯进决策圈、影响决策者的，往往是社会势力比较强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尤其如此，华盛顿的K街上，满街都是游说团体，他们代表的都是强势的利益集团。
而走出去和请进来，就有可能顾及弱势群体，顾及那些不太容易发声的群体。把闯进来、请进来还有走出去融合在一起的开门方式肯定要比参与的方式要好，当然也要比关门的方式好。 另一方面，我们讲“磨合”，这也是个中国词，磨合本来是机械学用语，西方在社会决策过程中很少用到这个词，但在中国，不管在公司层面还是更大的层面，几乎每一个决策过程中都能看到大量的磨合，有些能磨得合，有些不见得磨得合。开门和磨合，这个两个关键的概念都是用中国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事务。
体制劣势和优势都要认识，以免被忽悠
第三点，就是不要自废武功。这三本书出来后，我们听到一种批评说，知识分子要批判，不要唱赞歌。这句话非常对，但他们狭隘地理解了“批判”这个词，好像批判就只能看到黑暗面，只能用攻击的方式来处理，这就叫批判，而批判本来的含义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认为是这样，我就这么说，这才是真正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在中国体制有问题时就要讲，我和胡鞍钢老师在过去20多年中，讲了大量的问题，财税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但同时中国的体制也有好的地方，也得讲透，因为你不讲透的话，有些优势你就认识不到，听别人忽悠，你就把它当劣势给丢掉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运十的案例，三十多年前，中国的大飞机制造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结果被人忽悠忽悠，大飞机项目下马了，到现在才重新开始。所以你有优势不去利用认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自废武功的局面出现，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我们这些书就是希望也能把中国体制中的优势点出来，使得我们不会被别人忽悠，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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